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乘专机到达北京。基辛格来访的一个月前，周恩来因膀胱癌复发，再次出现血尿。在基辛格逗留中国的5天里，周恩来不辞辛劳，不顾重病，先后与他举行了3次单独会谈、4次正式会谈。
基辛格此行的目的是和中方讨论台湾问题，但几天的会谈结束后，他不仅没有找到突破口进击，反而被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辞令搞得无从开口。负有重要使命的基辛格自然不甘心就这么回到美国，11月14日是他访华的最后一天，这天凌晨，他再次求见周恩来。
几个小时后，基辛格就要乘飞机离开中国，周恩来决定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他给值班室打去电话，却得到反馈：“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在那个年代，凡是在红墙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睡眠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每次睡觉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才能入睡，一旦睡着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再想入睡就会更加痛苦不堪。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病情，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直接会见基辛格。
周恩来对会谈的核心问题早有准备，他在和基辛格会谈时有理有节，谈锋凌厉，措辞得当，再三说明中国的一贯立场，同时也耐心地做了许多解释。最终基辛格带着遗憾，也多少带着敬佩，在晨星中离开了中国。
周恩来和基辛格谈话
毛泽东醒了以后，周恩来来到他的住处，将自己和基辛格的谈话内容报告给了他。毛泽东听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但在11月17日，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说错了话。当天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
嗅觉特别灵敏的江青在会上首先跳了出来，他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忍无可忍的周恩来奋起抗争，据理与江青辩论。第二天，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同时又无奈地承认：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从11月21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的“右倾错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会上攻击周恩来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和姚文元还诬蔑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江青甚至利令智昏地要求增补自己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把这一要求直接报告给了毛泽东。
江青
周恩来生前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曾这样披露周恩来挨批受整日子里的种种细节：
这个极为特殊的会议，每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尚有外交部等有关部门人员参加，会议在严格保密的情形下进行，大会堂的服务人员也是经过严格审查指定的。尽管如此，有些服务员及首长身边工作人员还是表现出对会议的不满。一位服务科副科长从会议室出来，伤心地说：“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明明是整总理么，他们是想打倒总理啊！”
江青身边的护士小赵走进来了，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在我们面前大发议论：“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开完会回去，高兴得不得了，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会议期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能列席，但他还是坚持在会上为周恩来说了公道话。邓小平先是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战略态势，分析了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然后说：“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是要看大形势。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但如果真打起来也不可怕，以前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
邓小平
邓小平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讲了这么长，而且都是从国际战略角度来分析谈论，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会议批周恩来的主旨。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察觉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动机，他立即中止这件事的追究，也不允许其他人借题发挥，干扰周恩来的工作，他还专门强调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在谈话时表示不赞成江青之流偏离自己本意的“过火”行为。毛泽东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是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关于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毛泽东的力保下，“批周”的“政治台风”已经“过境”，多日的阴霾渐扫，中国政坛又露出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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